「戰爭是對敵國建立憲法及社會之基本原理進行攻擊的型態。戰爭之型態是在國與國之間，對於主權或社會契約的攻擊，總而言之，就是對敵國的憲法之攻擊。」－盧梭《戰爭狀態》
1939年，丹麥與納粹德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，但納粹德國在1940年4月9日入侵丹麥。面對德意志的鋼鐵勁旅，丹麥僅抵抗了2小時隨即投降。
佔領斯堪地那維亞與波蘭後，為了防堵同盟國聯軍自大西洋岸的登陸反攻，希特勒下令由惡名昭彰的軍事科學中心－托特組織（Organisation Todt，美國隊長裡的「九頭蛇」就是以托特為靈感而設計的）專案負責，興建一道北起挪威，南迄西班牙比斯開灣的防衛陣線。這道被稱為大西洋長城（Atlantik wall）的濱海防線，主要以碉堡、火砲陣地、難以計數的各式地雷交叉佈置、其中再混合宛如巨蟒的鐵絲網籠、鋼條焊接的捷克刺蝟、被稱為「惡魔方塊」的空心三角錐、反坦克壕、以及能刺穿登陸艇的龍牙與割破船隻的刃樁。雖然，絕大多數的砲壘完成度並不如預期，但還是充分阻擋盟軍進攻，其中最具成效的，就是分佈在大西洋沿岸的地雷。僅僅在丹麥國土西側的日德蘭半島瓦登海沿岸，納粹德國就埋設了將近百萬枚地雷。
這是電影故事的前因。
（圖左）北起挪威，南迄西班牙比斯開灣的大西洋長城（圖右上）捷克刺蝟障礙物（圖右下）阻止盟軍登陸的木樁（圖片來源：Wikipedia）
1945年5月，歐洲戰線接近尾聲，根據史料記載，英國將近二千名德國戰俘移交丹麥，電影《拆彈少年》所述說的，正是這段往事。一位對納粹德國充滿怨恨的丹麥士官長，接收一隊只受過速成掃雷訓練的少年戰俘，在荒涼的日德蘭沙灘進行掃雷。在歷經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傷亡後，士官長逐漸體認到這些少年雖然來自德國，更是未經世事，無辜捲入戰火的孩子。士官長對少年的同情、對命令的自責，漸漸超越國族間的敵對仇恨。最後，在一次裝載廢雷的意外讓多名隊員身亡後，士官長做出了他的最後一道命令：將僅存的隊員們送回德國。
《拆彈少年》編劇兼導演馬汀贊帝維（Martin Zandvliet），選擇使用最直接坦率的視覺手法，教我們直視戰爭中的道德爭端。戰爭結束了，人們要如何重返生活？背負著命令，要如何面對自己的良知？這些少年被國家從學校、音樂、團康、舞蹈中拉出來，投入泥濘污衊的戰場中，殺戮終究會扭曲倖存者，以為自己參加的，是一場偉大的護國之戰，最後，在荒蕪的沙地上冒死求生時，他們才意識到，自己將青春投入的，不是正義之戰，而是一場又一場荒謬且無意義的犧牲罷了。看著片中一張又一張年輕稚嫩的臉龐，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・亞歷塞維奇在《鋅皮娃娃兵》所說：
我本想當英雄，如今卻不知道自己變成了什麼人！
「人類從歷史中得到的教訓，就是人類永遠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。」這句擲地有聲的話語，出自於德意志哲學家黑格爾之手。或許我們人類總是反覆地犯下相同的錯誤－從家裡亂丟的襪子到種族清洗屠殺－然而，透過電影或文學的紀錄與反省，讓你我再度認知到靈長類智人與生俱來的殘酷本質，同時也從過往的經驗與發掘的真相中成長，為此，我們仍像《拆彈少年》中的孩子一樣，繼續在塵土中匍匐前進。
